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柏可林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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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创投界代表人物之一的汪潮涌说，大众创业、万众创新必须还要把创投算上，“三创，三位一体”。他认为，没有创投，创新和创业很难做，很难形成真正的国家战略。那么，在普通人眼中“高大上”的创投人有着怎样的真实生活？他们是如何挑选投资对象，如何进行投资？《国际金融报》记者采访了三位创投人，听他们聊聊自己的创投人生。
“不要叫我们创投人，实际上我们是投资狗。”一谈起创投人的身份，刘君刚刚还神采奕奕的脸立刻变得晦暗了，“压力大当然不用说，每天十几个工作小时找项目，遇到好项目还要使出浑身解数，因为太多人抢着要投。实际收入也不高。”
刘君是上海一家主流创业投资基金公司的投资经理。在众多人眼里，手握大把资本的创投人是受追捧的对象，创业者的重大目标就是赢得他们的认可支持，哪怕最后没有获得投资，能约投资人一起聊聊天，也是件值得炫耀自豪的事，证明自己的创业有价值。
同时，创投圈长期以来与圈外交流甚少，不进入圈子的人很少能了解圈内的真实动态，创投人的真实生活更鲜为人知，然而他们又是推动创新创业的关键环节，他们的生活和思想很大程度影响着创业的风向。
“创业者都值得尊重”
Lucas Yu代表了硅谷创投方式的中国本土化。他是传统的创投基金投资人，这类基金的目标是让出资人获得最高的财务回报，一般只在被投资企业中占很少一部分股份，经常不超过10%，也很少参与公司管理，但投资项目数量庞大，投资上百个项目，只要有一个获得巨大成功，可能就能覆盖其他损失，实现总体收益目标。主要的工作流程是“募投管退”，即募集资本、投资给某些项目、管理被投项目、到期后资金退出，随着公司的成长，自己基金所占的股权实现价值翻倍。募集资本时一般与出资人（即LP）约定投资周期，目前业内多以“3+2”或“3+2+2”，即3年投资期、2年存续期，或再加2年退出期。
为什么来做创投基金？Lucas一家人已经是澳大利亚国籍，他和太太分别都有家族企业，积累了不错的家产，但他不甘于在澳洲的阳光沙滩上舒服地度过一生，也不想要继承家族企业做实业的管理，他更喜欢管理金融，因此他的长远目标是自己做家族信托，把各类投资都能打包管理。
而在金融业务中，目前让他捉摸不透而感兴趣的是创投。“公开市场的股票、期货之类，都有公开的规律、模式，我自己一个人就能搞定，我不需要进一家公司去炒股。但创投是没法量化的，我还没有形成自己的方法论，我想要掌握它的规律，所以我需要先加入一家创投基金去大量实践。”Lucas说。
怎么选项目呢？“创业者这个"人"是最重要的，团队成员的素质是最重要的考量，再好的项目没有合适的人，也是空谈。决定创业项目成败的是团队，其次才是业务模式、盈利能力等。”Lucas说。
尽管只是财务投资者，以财务回报为最终目的，但创投基金决策的深层动机中也重视社会价值，而这是创业者常常忽略的。“我们希望创业者能帮助促进社会往正向发展，这样的创业者，即使不适合我来投资，我也会推荐给其他投资人，因为我想看到他能帮助社会。”Lucas说。
他举例，“曾经有一个项目，盈利模式、变现能力非常好，但我们团队开会后决定不投资给他，因为考虑到，它其实并没有给社会带来正向的价值，反而可能带来负面影响，再赚钱也只是短期的。”
“做创投很多时候要抱着做公益的心态，绝大部分的投资都一定是有去无回、打水漂的，只有极少数的项目会带来回报，所以心态一定要平和。”Lucas说。
做创投最开心、最有价值的事情是什么？“我从创业者身上学到很多，创业者一般是社会精英，对自己领域有深入的洞见。有些创业者，我一见他，10分钟我就知道自己不会投资给他，但我仍然会跟他聊完，这是对创业者起码的尊重。”Lucas理了理衣领，坐直了身体说，“因为他们值得尊重。”
累却快乐地工作着，但事业与家庭的平衡似乎总有缺憾。Lucas无法与太太、宝宝住在一起，他把家人安置在江苏昆山，而自己经常出差，常常连周末也无法回家团聚。在分析大量的创业项目、与创业者见面、频繁出差和开会后，他常常是一个人孤单地回到在上海的租房里，也没时间、没精力经营深入的友谊，“跟同行也更多是谈项目而已”。
做技术人员的合伙人
在中国本土孕育的科技投资中，吉朋松的创投模式是做技术人员的合伙人、孵化器。他让技术人员专心负责技术，而项目成功所需的集成技术、资本、市场运营、团队管理、渠道、政府与公共关系基本都由自己团队作为孵化器来配套。不像创投基金，吉朋松一般作为公司董事长，实际参与公司管理，技术人员以技术入股，担任技术总监等职务。
著名的安翰胃镜胶囊机器人就是吉朋松团队孵化的第17个项目。2009年，肖国华与段晓东、王新红，从硅谷把胃镜胶囊机器人关键技术落户中国，成立了“安翰光电技术（武汉）有限公司”，吉朋松正是背后的组织者、投资人。
他目前占有安翰公司的多数股份，三位原始技术人员占股约30%。从这样的比例分配可以明显看出，它与创投基金完全不是一个模式：吉朋松以他们的技术为核心成立了新公司，技术人员以自己的技术入股，但原始技术需要进行二次集成提升，同时如何实现量产、人才匹配、公司管理、外部资源匹配，这些都由吉朋松负责，他目前大部分的精力都用于运营这个企业。也就是说，吉朋松既是投资人，又是创业者，技术人员的原始技术只是创业公司的重要元素的一部分。
吉朋松代表了中国本土孕育出来的科技投资模式之一，他可能是中国最早一批科技孵化投资人。因此，目前创投基金的纯粹财务投资的模式，吉朋松也曾经使用过。他的轨迹是从学者到专业投资人，到科技公司上市孵化器：上个世纪90年代在清华大学任教十年，是清华大学核技术应用研究所副所长，后担任多家投资公司负责人，如美国SEM、北京中数光通网络投资公司、北京新恒基投资集团，后扶持多家技术公司上市并担任主要负责人，如山东金泰(600385,股吧)、综艺超导科技、北京中数威利超导微电子科技。这几十年中，从“七五”规划到“十二五”规划的科研项目，他一直在科技创新第一线。
吉朋松有个创投基金业少有的创新模式――全信用托管式科技投资：用债权模式做股权投资。比如，创业者在与投资人的博弈中，以更少股份换取更多资本，易出现夸大甚至虚构的情况，因此投资人要费九牛二虎之力去做尽职调查，而吉朋松的方法是“以子之矛攻子之盾”：“就像在银行贷款时，用房子做抵押一样，你有哪些技术、能力、资源，你可以尽情地说，但你说的一切，都要抵押托管给这家新成立的公司，如果你兑现了承诺，那这项抵押对你没有任何约束力，但如果你夸大或虚构，你承诺的事你自己做不到，那你托管的这些就要被新公司按比例收走，就像你的房子被银行收走一样。目的只有一个：确保诚信。”
与Lucas Yu一样，为了推动企业成功，吉朋松也不得不牺牲家庭生活。他的家在北京，太太是清华大学的博导，但吉朋松每周有4天都在安翰的上海公司，每周末返回北京。“安翰上市后我就让职业经理人来做。我想开个学校，帮助青年人、创业者成功。”吉朋松说做完企业后，他的目标是把经验分享给更多人。
做资源的整合方
如果说Lucas代表了硅谷创投方式的中国化，吉朋松代表了中国本土孕育的专业科技创投模式，那么迈科技的创始人林贤杰则在摸索互联网时代科技创投的新模式。
“所有公司发展到高级阶段，都是数据公司、投资公司。”这是林贤杰的理念。
迈科技看起来并不是创投基金、不是投资人，而是一个技术交易中介、技术对接平台，技术的提供方、需求方在该网站发布、交易，而项目对接则由专业项目经理和各行各业的人（项目合伙人）合作完成。
但这绝不只是“科技交易的天猫商城”而已，促成交易只是数据积累的早期阶段。林贤杰说，挖掘科技交易的大数据，中国哪项技术最亟需，这项技术最优方案掌握在谁手上，可以清楚把握，因此把市场最亟需、最有前景的这项技术拿出来，单独成立公司，投资、孵化它，很快就能盈利，因为客户已经存在，只需要根据客户需求，提供产品和服务，投资很快就能变现回报。
“我们清晰地知道，最好的资源在哪、谁需要资源、怎么匹配资源，因此我们只需要把这些供需匹配、整合起来。”林贤杰说，短短一年，迈科技旗下已经按照这个逻辑，自然形成了六七家科技公司。
迈科技自己不做基金池，而是用外部投资人的资金，“因为市场有需求，我们才投资、孵化一家新公司，市场需求投资人已经看得清清楚楚，技术成果成功转化和投资的风险会降低很多。”
而且，迈科技也不深入参与具体的技术、项目管理，项目撮合、管理由少部分项目经理通过线上自动化项目流程进行管理协调，主要由兼职的项目合伙人主导完成，迈科技不需要养多少全职员工，只等撮合成功后从项目盈利中利润提成即可。因此，迈科技是用互联网大数据，自己做资源的整合方，而资金、技术、项目管理都尽量分配给外部承担。
但跟Lucas Yu、吉朋松一样，林贤杰为了事业也无法与家人时常相伴。“事业家庭健康等各方面必须平衡，才能持续。股市涨跌、事业顺逆都有一个平衡点。”林贤杰说，他的人生规划，就是35岁退休，然后找出这个平衡定律中计算平衡点位置的方法。
